社会流动日渐常态化的背景下,“出身问题”却似乎再次成为不同群体间身份与意识的鸿沟。这一方面源于尚不完善的社会结构——“橄榄型社会”仍难言“中部崛起”,相对于庞大的13亿人口,上升通道还是太窄,难以与社会流动的旺盛需求相匹配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高,公众对于贫富差距拉大、资源分配不均等不公正、不平衡现象,有着更高的关注度和敏感度。
更要看到,“二代现象”、“二代意识”之后,是对“起跑线不公平”的焦虑与无奈。近日,有调查显示:相比管理阶层子女,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“211”高校入学率、就业率等方面都处于“劣势”。比如“初次求职成功信息渠道”,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是“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”,而管理阶层子女则是“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”。
“拥有黄金的人制定规则。”权力和财富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、更广的关系网络甚至是更有利的规则,容易产生积累优势,让“拥有黄金”的群体有机会获得更多黄金。股市一天造出4名个人资产过亿的80后“富二代”、江西某地事业单位招人仅允许科级干部子女报考等,已经显示出这种代际的“马太效应”。
一个民主开放的健康社会,每个人都应有在不同阶层中垂直流动的机会,而不是在父辈的身份和影子中定位终生。忽视“二代现象”释放的信号,难免会锁定与扩大“马太效应”,增加个人发展的阻塞感、社会流动的凝滞感和不同“二代”之间的身份壁垒。
起跑线已然不同,就更需要公平甚至是略有倾斜的竞赛规则,让落后的“二代”有迎头赶上的可能。保证规则体系的开放,让大部分人能够参与规则的制定、促进规则的完善、监督规则的执行,拆除掉制度的门槛,才能制造出一个公平的竞技场。从高考加分制度的调整到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,从干部选任制度的完善到各地户籍制度的破冰……这也是社会管理者在“二代现象”中可有、应有的作为。 健康的社会发展,是一个没有断裂的连续过程。因为社会的“惯性”,出身不同带来的差异难以避免。我们不能用“贴标签”的简单方式,造成对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可笑偏见,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从标签的归类入手,认识群体的差别,制定合理的规则,从而让“比太阳更有光辉”的公平正义,照耀到每一个人身上。 |